韦德，谦逊地坚持认为无效行政行为丝毫不产生法律效果。
因此,当调卷令申诉获得许可，则在理论上会向下级法院发布调卷令,要求将有关案件的审理档案向上移送到联邦最高法院接受复审。而是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其诉请，也就是说，至少从其陈述判断来看，其基本权利的损害看上去是可能的，也就是存在基本权利侵害的可能性。
但不存在明显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3）申请权能 按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90条的规定，诉愿人必须是诉称其某项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也就是规定在基本法第1-19条的某项基本权利。然而，事实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基于前述的受理宪法诉愿的严格条件，德国并没有出现宪法诉讼爆炸的局面。所以，尽管每年都有7000个左右的案件被提交给最高法院，但最终只有100个左右案件被最高法院所受理。从立法法90条第1款(编者注：2015年修订后为99条第1款)的规定可以看出，如果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的违宪是权限方面的问题，相关的国家机关完全可以提起审查要求，并且它们也有提出审查的必要性，因为可能是其自身的权力受到了僭越。
在美国，这类政治问题有，一个外国政府是否应被承认的问题，由总统决定。这样，问题就转化为基本权利主体的问题。二是这些行为具有高度政治性。
[10]值得欣慰的是，2017年12月14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五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度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8]在这些需要完善的问题中，最为突出的是公开度不够：受理程序不公开、处理过程不公开、处理方式不公开、处理结果不公开、当事人不公开、处理理由不公开。换言之，具有弹劾权或者罢免权的国家机关并不先就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构成违宪作出判断，再作出是否弹劾或者罢免的决定，而是根据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仍然能够履行其职务，以判断是否需要予以弹劾或者罢免，违宪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法院为公民个人提供的宪法救济只是在提供法律救济时附带性地进行。
(3)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原有法律同香港基本法抵触。如果法院自身都认为所选择适用的法律规范存在违反宪法的可能性，而又直接依据该法律规范作出裁判，该裁判只能是表面上对纠纷作出了判断，而实质问题并没有解决。
[14]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授权法规首先必须符合法律。这些问题之所以免受审查的基本原因，学说上认为有三：(1)根据宪法上的权力分立原则，某些宪法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属于法院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选举法、代表法、地方组织法作出修改后，对个别地方没有及时修改相关地方性法规进行了提醒。除根据审查建议进行被动审查外，主动审查工作也在大力推进。
[9]我也注意到有一些媒体关心，说你们有没有公开撤销的案例？应该说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都有可能遇到上述情形，因此，应当赋予所有的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的资格。可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起诉时，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不合法，有权请求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36]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2页。[43]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
但是，具备提出抽象审查的主体资格的人数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合宪性审查的基本前提。
如果逐级向上级法院提请，并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则可能出现上级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法律规范合乎宪法而不向上级法院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查的情况。五、余论 除了上述启动合宪性审查的要件，笔者认为，合宪性审查的过滤机制还应包括两点：(1)公民个人只限于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提出审查建议。基于宪法的基本功能，合宪性审查机关仅依据宪法对宪法以下的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违法与合法中的法并不包括宪法。[35]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6](3)法规备案审查结果未能公开化。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
[48] 合宪性审查工作关系到宪法能否真正有效全面实施、关系到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三是发现河北、广东、重庆、海南、云南等地的地方性法规在法律规定之外，规定人大代表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联名提出修改预算草案、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超出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范围，提醒他们注意研究处理。
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处理期间，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
上述以外的其他法律在颁布以前，如发生争议或有异议时，可由共和国总统、总理、议会两院中任何一院的议长，或由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由60名参议院议员提交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4名劳动法专家就广东、云南等地计生条例中超生即辞退规定提起备案审查建议。法院系统内部在审判依据上奉行先例约束原则。这里的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
违宪的主体通常仅限于公权力的行使机关和个人，因此，违宪的制裁仅仅针对作为公权力行使者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一主体资格是基于维持和保障统一宪法秩序之需要而规定的，即在法律实施以后还未对宪法秩序造成侵害时，特定的国家机关组成人员向宪法法院提出审查请求。
换言之，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授权法规等违反宪法即为无效。这些国家机关是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及省级人大常委会。
如果法院同意当事人的异议，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宪法在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时，明确其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
香港高等法院的这一做法显然是等内等理解的表现。因此，这些主体所负有的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的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并不具有同一含义，前者只能理解为政治意义，后者才具有真正的宪法意义。另外，与域外其他国家实行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不同，我国采用的是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的制度。在这一法律体系之中，宪法居于最高的地位，[13]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授权法规等在效力上低于宪法。
《立法法》99条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34]国家行为不受司法审查是基于主权高于一切原则确立的。
行政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公民个人只有在认为法院终审裁判所适用的法律存在违宪的可能时，才有权就法院终审裁判所适用的法律的合宪性争议向宪法法院提出宪法诉愿。
(2)提请审查的受理、审查结果的公开化。从上述各种合宪性审查体制下所赋予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主体资格中可以看出，其通常体现了以下两大理念： 第一，宪法权利救济的理念。
